龚浩成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及爱建交往二三事

　　编者按：龚浩成老先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组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原局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之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2013年3月，《爱建视界》创刊号刊载《龚浩成：我的人生经历与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一文；2016年8月25日，纪念爱建信托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爱建金融大厦举行，龚浩成出席并发言，内容刊于《爱建报》244期；2016年9月17日，龚浩成在以“历史与传承—上海工商业发展与爱建溯源”为主题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16年）学术年会爱建集团（600643）专场发言，内容刊于《从上海近现代工商业发展溯源爱建历史》课题报告资料汇编；2017年9月20日，龚浩成接受爱建集团专访，畅谈上海金融改革往事，深度挖掘爱建历史，内容刊于《爱建视界》第28期。2020年8月30日，龚浩成老先生病逝，享年93岁。本文根据以上文章整理而成，以此纪念缅怀这位终生致力于上海乃至全国金融改革创新的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

　　龚浩成

　　点击边框调出视频工具条

　　龚浩成接受采访和参与录制的《从外滩到陆家嘴》上海金融改革40年六集电视纪录片片花

　　上海金融改革往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渐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犹如一声春雷，引发上海金融业翻天覆地的变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一定要配备一名理论界的同志，于是我就从上海财大副校长岗位被推荐到人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算是走上了仕途，但是没有完全脱离教学，还带着研究生。后来，交通银行成立的时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李祥瑞被任命为交通银行第一任行长，我就担任了人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我有幸见证了上海金融变迁，更有幸参与、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改革。

　　我认为上海金融业改革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平行开展的。

　　第一，银行体系的变革。改变“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银行体系”。最初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人保公司从人民银行中独立出来，1984年初，原人民银行承担的商业银行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就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与此同时，新银行的组建工作也逐步展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1986年恢复全国性的交通银行和成立上海市区的城市信用社。

　　交通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且为国家银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停止了营业、关闭了营业机构，但是并没有撤销，交通银行的招牌、营业执照等都保存在人民银行的仓库里。所以交通银行从筹备到开业，不称之为重新建立一个银行，而应称之为恢复交通银行在大陆的业务。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名称问题，考虑到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开设有交通银行，会不会引起纠纷？我们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请教，他说，就叫交通银行，假如台湾方面有意见就迫使他们来找我们商量，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算了。交通银行的复业，标志着终于有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交通银行复业后，原市人民银行行长李祥瑞就被调任交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工农中建诸行，它实行的是股份制，先天具有某种优势，上马没几年，两项举措就开创了全国之先例。其一，为了调动各省筹建交通银行的积极性，实行了总、分行两级法人制，总行是一级法人，各省分行也是一级法人。其二，在信贷资金管理上，交行在全国率先实行存贷差额管理。可以说，交行在诸多方面都体现了政府要将它办成“真正的银行”的决心。

　　关于城市信用社，我印象中，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的是辽宁沈阳和河南周口地区。上海同样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难以顾及其需求，因此，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组建城市信用社。上海市人民银行制定了几条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监管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原则，以及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关于上海要组建多少城市信用社，我说“一百家也不算多”，最终建立了九十九家城市信用社。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银行（601229）。

　　此外，引进外资银行工作也陆续展开。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有早年延续下来的汇丰、渣打、东亚、新加坡华侨银行四家外资银行，但这还远远不够。我多次前往北京，找国务院特区办何椿林主任，找中国人民银行陈元副行长商量此事。后来终于决定再向上海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这在外资银行中引起的反响是很热烈的。

　　就这样，上海通过一步一步的改革，终于为今后的银行体系建设勾划出了一个分明的轮廓，也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

　　2010年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分四次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左二为范永进、左三为龚浩成

　　第二，重新建设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几乎是没有金融市场的。但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市场就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八十年代人民银行将其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希望在这一块上能不断有所突破。我们提出，希望分行工作年年能有所创新，终于建立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外汇调剂中心、上海融资中心，也就是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拆借市场。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国外舆论鼓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不会继续下去”，外资开始撤出中国，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也因为外国资金的撤离而不得不中途停工，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年12月2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有关的副市长，市体改办主任、人行正副行长，四大专业银行行长都被邀参加。还邀请了两位理论界人士，一位是华东师大的老教授陈彪如、一位是上海财大的青年教师刘波。当时人行总行的刘鸿儒副行长也专程来沪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一整天，议题是面对外资撤走，如何加快金融改革？内容有两项，一是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引进外资银行，大家没有异议。会上争论最大的是有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议题，大家虽然原则上没有反对，但有的感到条件还不太成熟，有的赞成边做边创造条件。最后，朱镕基同志拍板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迟1990年12月正式挂牌营业，由李祥瑞、贺镐圣、还有我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朱市长负责。

　　1990年，上海为成立证券交易所造势，先后召开了两个有关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方面是听取合理意见，另一方面是消除外国朋友的顾虑，宗旨只有一个，借此阐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而且会越来越开放。在会上，朱镕基代表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将16张电真空股票赠送给外国客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由我担任主持人。开业大典由朱镕基同志致辞，肯定了证券交易所的作用，副市长黄菊同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同志揭牌，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等出席，首任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张。当天有29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8种，金融债券8种，股票8种。现在，上市的股票和债券都很多了，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召开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领导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前排左起：汪道涵、邓莲如、朱镕基、黄菊、刘鸿儒、李储文

　　第三，建设一个良好的、便于金融业发展的环境。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做出了许多努力。

　　一是打破行业条块分割与垄断。原来的银行业务是条块分割的，不能跨省发生实质性的业务关系；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各有各的业务领域。我们上海提出的口号是“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当时的农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林中杰找到我，说想在上海市区设立第一个网点，地址选在五角场地区。当时他们报送的材料打算叫“杨浦支行”。我对他说，要是叫“杨浦支行”，业务就限于杨浦区了，何不叫“五角场支行”，既可以做杨浦区的业务，也可以做虹口区和宝山区的业务。这家支行，到现在还叫“五角场支行”，业务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现在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一个整体，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是建立各类服务于金融业的中介机构。例如，要建立起一个讲求诚信的信用体系。评级机构不能依附于任何一级政府和人民银行，也不能依附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来找我们谈及建立评级机构的愿望，他们拥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正可谓一拍即合，于是全国最早的远东和新世纪两家评级机构就成立了，迄今仍是佼佼者。但还需壮大实力并经受时间考验，才可能成为像美国穆迪、标准普尔这类全世界知名的评级机构。

　　除此之外，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需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及时推出许多创新的金融举措。

　　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有几点思考。

　　上海在历史上就曾是金融中心，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解放前，通过上海的资金流进流出量为43%，全国资金流动每100元中，以供需两方面都包括在内来计算，43元是由上海来提供或者由上海来消耗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资金体系实行的是切块管理，上海的资金量还算比较大，但也不可能超过10%，大约只有7—8%。时至今日，上海已经形成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资金流动频繁，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有两点是非常显著的。其一，是经济基础比较雄厚。我坚信在任何情况之下，金融之于经济而言，经济始终是第一位的，金融是第二位的。上海所具备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地理优势。我们国家的整个海岸线就像一个弓背一样，而长江就像是一支箭，上海就处在待发之箭与弓背相交的那一支点上，通过海洋可以北上或南下，由长江可深入内陆，都十分方便。

　　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要在竞争中拔得头筹，有几个条件或者要求。

　　第一，是不能脱离长三角。上海如果仅仅局限于内部是不可行的，但如把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浙江、甚至安徽都作为发展的后盾，那么整体的经济实力就比京津和深港都强得多。因此，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一定要以长三角为起点，不必过于突出上海，金融中心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其必须有一个载体，从全国来讲上海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载体，但是始终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上海的发展要依托于整个长三角地区。

　　第二，上海的金融中心究竟应当建立在哪里？对这一问题媒体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我认为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现在，“外滩金融中心”这一概念被提起。其实，我曾经就提过类似的看法，但不是“外滩金融中心”，而是“浦江两岸金融中心”，对岸的陆家嘴也在里面的。比较可行的还是浦江两岸建立金融中心，倘若再建一个外滩金融中心，我觉得是很难的。对于上海来说，突破外滩建立金融机构也是可行的。以美国的华尔街为例，在华尔街以外就没有大的金融机构了？有的是！现在花旗银行总部就不在华尔街上。所以，金融中心的选址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上海的金融中心必须抓住市场。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不可能将大多数的金融机构总部都设在上海地区。我认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现在许多要素市场都在上海建立起来了，如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目前，上海的保险市场力量还不是很强，保险这个问题还可以多做研究。当前，上海应当进一步把这些市场再扩展起来。

　　第四，归根结底要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还是比较抽象的，实际上具体而言包含着很多内容。其中有一个争论点是：要不要在浦东办一个金融法院？现在还没有定论（注：2018年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揭牌成立。）。依我看，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这是值得研究的，但其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法律的配套是不可缺少的。

　　左：2013年2月由中西书局出版龚浩成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一书；右：《上海金融改革往事》再版样书

　　总之，上海要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给金融中心建设设定的一个大致的时间段。若不设时间、不分阶段、不立目标，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但是也不能死板地看待这一目标，认为到2020年，上海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也是不正确的。

　　与刘靖基和爱建的交往

　　我和爱建主要创办人刘靖基老先生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我们是常州老乡，我的常州口音很重，刘靖基的口音也蛮重的，我们两个在一起时一般就讲常州话，有别人在就讲上海话、普通话，我对他的印象也比较深一些。印象中，刘靖基收藏的字画很多。当时人民银行总行行长陈慕华、李贵鲜到上海来，一般都是来上海分行，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都会与刘靖基老先生见面聊天谈工作，而我作为陪同，也曾多次去过刘靖基在武康路的家里。

　　1991年5月，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中）在上海与刘靖基（右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右一）、爱建信托公司总经理王光俭（左一）、爱建公司副董事长王仁中（左二）在一起

　　过去，我和刘国钧（刘靖基之侄，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之岳父）比较熟悉，他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之初，刘靖基任协理。当时江苏的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无锡、常州和南通，刘家在常州的纺织业是很有名气的。

　　建国初期，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南洋、恒丰、大隆，这些关键的企业应该重点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了不少纠纷，对其评价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好，一派认为不好。上海大隆机器厂是刘靖基创办的企业，有贸易，需要报关，还涉及到航运等等。当时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成效显著，香港和东京看上海行情，上海行情有变化，香港、东京行情也会跟着变化。那时候，全国通过银行进出的资金中，上海占全国份额43%。毫无疑问，上海当时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要大力宣传上海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海的地理优势怎么宣传？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东部的地理海岸线像一把弓，上海是搭弓引箭的支点。地理位置的这个支点，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改革开放肯定离不开上海；二是不能单靠上海，要靠长三角地区。

　　小平同志说过，大致意思是改革开放了，民族工商业者要出力兴国，这个思想不错。主要是用两种力量：一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有长期经商办实业的经验；二是他们的资金，他们的手上还是有些资金的。响应小平同志对原工商业者的号召，荣毅仁创办了中信，刘靖基创办了爱建，王光英创办了光大。中信和光大两家是金融集团，投资信托一般放在香港，银行放在国内。银行就是光大银行和中信银行。这两个银行的出现，晚于交通银行，比上海银行要早，比浦发银行还早。

　　除了我与靖公的交情，人民银行与爱建公司的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一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很重视爱建，要求我们做好爱建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希望通过爱建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二是人民银行与爱建公司的很多老同志接触较多。我与爱建关系很密切，也是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时，一直与爱建有联系。

　　爱建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首家民营企业，具有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当然要重视。这个重视，不是口头上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到上海来，除了考察金融工作外，很关注上海的工商业者，陈慕华专程来爱建考察爱建信托，李贵鲜亲自到刘靖基家中去，他们还都给爱建公司题过字。

　　李贵鲜为爱建信托公司五周年题词

　　陈慕华为爱建信托公司成立十周年题词

　　我与爱建的几位老同志也都认识和熟悉，1984年11月我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报到之前，先到市财办去了一下，当时王光俭是财办主任（后任爱建公司副总经理，爱建信托副董事长、总经理），汪宗熙（后任爱建信托副总经理，曾任爱建集团董事）也在财办工作过，做过副主任。他们两位，我是熟悉的。

　　爱建历史上在1986年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当时信托业在国内发展滞后，很困难。金融业主要有四个板块：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国外家族信托比较多，老一辈的钱积累下来了，子孙不善于经营，老一辈不放心，于是交给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经营。国内的信托投资公司无法搞，到现在也没有把握。为什么现在银行还是利润最高的行业呢？因为银行稳定，利差在全世界还算高的。银行的收入，一部分是利差，一部分是其它收入。信托公司不完全如此，比较困难一些。保险公司也有困难，现在好在新点子不少。

　　1986年8月26日，新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香港路59号诞生

　　刘靖基老先生和当时爱建的其他老领导强调经营管理要做好两个字：稳健，积极奉行稳健政策。金融工作如果没有稳健，各种风险都可能会出现。爱建的指导思想和人民银行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合拍的，强调不能为了一时的发展就大胆放手，把风险留到后面逐步稀释消化。上海当时有一家银行，不良贷款率突然之间增加了很多，后来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把不良贷款率压回去。

　　爱建的很多老领导坚持稳健的经营作风，这与我的思路是一致的。我觉得金融业的经营工作，稳健是第一位的，不稳健就要出问题，但稳健不等于不搞活，不等于没有创新，这些不能混淆。纵观爱建的发展，稳健占大多数时间，也有一段时间不够稳健，不稳健的原因中，主观因素居多，也有客观因素。

　　纾解上海资金困难，爱建公司发挥了一定作用。我记得1981年走出国门，学习世界银行的项目管理经验，当时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也不了解。那时候国外已经有了大型电脑，我们没有，也没有外汇买，怎么办？世界银行支持一些穷的国家，可以提供免息贷款，不要利息，提供给你使用，或者只收取很低的利息。我们就争取了贷款。当时，财政部组织了中央十几个部委（包括财务司）的司长去国外学习。目的是不能全靠人家，回国之后还要教国内的同志。财政部选了两个大学的老师一起去。上海财大选了我，还有一个是东北财大的，这两个学校都是部属院校。我们到那里，一天生活费是100美金。吃的东西，餐厅免费供应。钱用不了，我们都全数上交。从党和国家的大局，从我们的亲身经历来说，当时外汇非常非常紧张。

　　中国的外汇交易是从上海起步的，早期称为外汇调剂中心。因为改革开放有了三资企业，开始探索外汇买卖，谈不上交易，所以叫调剂。再到后来，外汇交易多了，就把外汇调剂中心改成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不像是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就可以开业，而是要靠一步一步不断探索前进的。外汇资金当时非常紧张，人民币也是紧张得不得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也提到，朱镕基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听财政局的汇报，要了解上海的家底。还记得当时，上海财政局局长鲍友德大年三十晚上跑来找我，和我说，老龚，没法过日子了，财政报表没有办法做平，总共缺1亿资金。资金都用掉了，拨款改成贷款，银行发放1亿贷款，这样企业不受影响。

　　还有，当时上海东方明珠工程开始动工了，但却没有钱，时任市广电局局长龚学平来找我说怎么办？我想这个项目不能停工，电视机打开一片雪花，想看新闻却看不到画面。于是冒着风险，我说：“你继续搞下去不要停工，我们来加大资金筹划。”

　　《上海证券报》总编曾经到我家中向我了解30年前中国资本市场情况。我说资本市场的建立，功劳是大的，当时资金非常紧张，资本市场可以筹集资金。后来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比深圳要早。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4月1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月3日正式成立。1990年上海率先创立了证券交易所，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在八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紧张，爱建公司在上海航空公司引进先进波音客机、东方明珠建造组织银团贷款等重大项目中都发挥过很好的作用。

　　爱建信托公司参与上海市银团贷款支持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建设工程

　　爱建信托公司以外汇贷款支持上海航空公司添置波音757新型飞机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沉淀，上海基本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涉及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离不开上海。但是我很担心，上海的金融已经很强大了，各类机构不少，但是恰恰缺少了民营企业家的金融资本。纵观爱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怎么发展，需要我们多思考。

　　我不是说别的不要搞，搞一个大的金融集团就好。当时的银行有交通银行，证券有海通证券，保险有太平洋保险，中央一位同志到上海来，说要分业经营。我觉得可以分业管理，分业经营不需要，上面还可以是一个集团，何必分开？现在哪个国家的大银行或者大的保险集团不是综合经营？单个的有吗？没有的，不符合时代潮流。

　　我对爱建有几点希望。爱建历史上辉煌过，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波折。这几年爱建稳中有进，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衷心祝愿爱建事业不断壮大，希望“爱国建设”的情怀继续传承下去，期待爱建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能够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1996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证30指数”，爱建入选样本股，中为龚浩成

　　首先，经营一定要稳健。不能因为快速扩大规模而置风险于不顾。有的银行扩张规模很大，但不良贷款率也提高很快，使得后任的同志花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去消化这些风险。

　　其次，业务一定要创新。创新有几点要注意：一是发展模式的创新。中国的信托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证券市场也是。前段时间证券市场波动很大。我搞不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大起大落。其原因，我认为应当是一直以来有一点没有思考好，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就是在以公有制为主的情况下，搞清楚证券市场能不能像西方那样做的问题。对此，现在我依然抱怀疑态度。我认为要把证券市场搞好，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信托行业也是如此，要做好调查研究，而且不只是研究宏观理论，更要研究可行措施。二是经营方式的创新。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金融的比重很大，应充分重视。上到监管层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受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监管办法也在不断完善。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发挥金融改革的作用，也才能更好发挥爱建的作用。

　　再次，机遇一定要抓住。均瑶集团已经成为爱建的大股东，均瑶集团也有许多人才。金融方面，均瑶旗下有华瑞银行。这对爱建发展金融主业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

　　总之，金融作为抓手，可以影响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天我提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可以供同志们、特别是爱建的同志参考。最后我想说，我与爱建有着天然的感情，且一直保持至今。

　　核稿/ 鲍幸骜

　　责编 / 沈霞

爱建集团股票行情：

● 短期趋势：前期的强势行情已经结束，投资者及时卖出股票为为宜。

● 中期趋势：正处于反弹阶段。

● 长期趋势：迄今为止，共103家主力机构，持仓量总计7.15亿股，占流通A股49.83%